诗歌作为重要的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在表达人类情感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不同的意象来表达自身对于整个世界的寄托与想法，意，指的是诗人心中的想法、情感、态度和思想。象，指的是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层的现实事物。正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①当诗人见眼前之物，抒发心中所感时，意象便发挥作用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融情于景。意象是意境的基本组成之物，创作主体以其储存于主观中的思想经验为审美对象，观照需借以传达思想经验之媒介，以便二者相融合。所以当诗人在生活中不断找寻新的意象作为情感抒发的对象时，新的艺术境界便也会随之产生。 在诗歌使用的所有意象中，天文意象是被使用得十分广泛的意象。而在天文意象中，“月”意象是常常被拿来作为重要的抒情工具的。天文意象首先是作为一种物象符号被人所感知和认识的，其次才作为情感体验的符号融进诗歌语言中。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天文意象的接触所导致的情感变化。在古代中国，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拥有天命，因此观察天象则成为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但受古代落后生产力以及保守观念的影响，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发展一直是举步维艰。在此基础上各种的天文现象没办法用合理的科学知识解释，因此人们就将各种复杂的情感与此相交关联，使月亮为主的天文物象逐渐成为一种情感寄托。中国古典诗歌中虽然对于天文事物未有过多的了解与认识，但是这种懵懂的情感冲动使得月作为主要的天文意象成为起兴之物而感发，把握天文之物，以诗歌为动机，感物其情，源事而发。 在如今现代科学发展极盛的时代，关于天文的秘密也不断被解开，以月为代表的天文事物不再带有神秘朦胧之色彩，现代科学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类的图腾崇拜，但是人们对于“月”意象等天文意象的使用并未就此决断，而是从一个角度上可以探讨，在文学和科学都蓬勃发展的状态下，人们对于宇宙的浪漫幻想如何发展并且再创造。 一、古典诗歌的“月”意象的使用 中国对于天文现象的研究古已有之，但是其观测及研究内容都较为局限，多偏为实用性，且长期以来政治色彩浓厚，导致古典诗歌中对于月意象的使用都偏重于原始的情感冲动，而缺少理性层面的思考与研究。因此这样的天文意象已经脱离了物理意义，而成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古代最早广泛使用“月”意象作为诗格抒情对象的是《诗经》。《诗经》取材广泛，涉及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的生活面貌，展现了婚丧嫁娶、男耕女织、君民关系，还有鸟兽虫鱼等方方面面，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本文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中“月”意象的一个窗口。 “月”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常被使用，那么以《诗经》为例，“月”意象主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象征意义：一种是代表“女性”“母性”或者“故土”的空间意义，另外一种则具有“运动”“循环”“变幻”的时间意义。例如把月亮比作他心爱之人，为她对月抒怀的《国风·陈风·月出》，“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如直接把月比作女子之美的《国风·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有以日月往迭思君子从役之久的《国风·邶风·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如象征时间标识的《国风·齐风·鸡鸣》中，“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这是由于早期在农耕社会中，月亮皎洁而又明亮的光辉既有女性阴柔的形象特点，也因为在夜间为农业提供了可供作物生长的露水而具有母亲哺育生命的特征，在古代社会长期以月亮神作为母性的代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关长龙先生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日月神话中，蕴涵了—个由象征原型构建起来的民族精神模式：由月神常兼转化而成的母神嫦娥以及作为生殖神的蟾蜍、兔子，整合了母通过生育而实现的种族不死的永恒精神。这种永恒的精神便是月亮意象的原型。”②并且由于其月亮母系特征的表现以及作为长期天文元素的永恒性，所以在意境表达上又与“故乡”“家园”等联系起来。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来，在古典诗歌中月亮的传统意象内涵中，“母亲”来源是小农社会传统女性固有的相夫教子的形象，“故乡”等意象，则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的故土情结，而关于“运动”等情感投射则是男耕女织社会形势下依靠自然的心理结果。古典诗歌中讲究追求自然，传统的儒家观念自董仲舒时起便追求天人合一的身心感受，在这种氛围下成长出来的古典诗歌便常常选择自己与自然合一，物与我平等，甚至在某些方面物高于我，以物观物和物我合一的观念使得传统的意象呈现出黏稠的情感状态，古典诗歌对于宇宙这样的未知事物，保持的是一种敬仰信奉，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态度，所以以“月”意象为代表的天文意象，显得更加纯洁伶俐。 因此诗经所反映出来的关于“月”意象的使用，都脱离不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而在现代科学支撑下的天文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现代汉诗的“月”意象的使用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 二、现代汉诗的“月”意象的使用 现代新诗的发展带有强烈的个体意识，那么在诗的眼光中也是从大自然的整体观而转换成从“我”的视角插入，在个体的感官中借助现代科技的眼光来审视现代事物从而进行另一层面的情感抒发。 现代汉诗的时代特色浓厚，王光明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种诗歌行动的命名，它意味着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③。这种现代经验必定导致现代汉诗产生出与古典诗歌不同的审美观和情感冲动。 在现代汉诗当中，“月”意象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情感意识，例如徐志摩《两个月亮》：“我望见有两个月亮：/一般的样，不同的相。/一个这时正在天上/披敝著雀的衣裳；/她不吝惜她的恩情，/满地全是她的金银。/她不忘故宫的琉璃，/三海间有她的清丽。”通过颂赞月亮的美以及表述月亮对诗歌主述人的真切意义，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将“月”与女性形象相联结的意识。李少君的《远望》，“天空含着一个古老的月亮/我含着一颗怀乡的心/在恍惚之中隐约望见：/山路上，父亲头顶着月亮/在前面走着/我跟在后面，拖着长长的瘦小的影子”，则延续了月亮作为对生命对故乡怀想的象征。 同时，“月”意象在现代汉诗中衍生出来更加复杂的情感指向。比如郭建强的《病月亮》：“大峡中战事激烈。/明与暗列阵对垒/但见中国灰尘其实徒做姿态，无意任何变化/……/不变的只是天空那面绿锈斑驳的铜锣，不变的是/疲倦、亏欠、哀伤！我们本该用泪水迎迓鲜血浸润的月亮。”月成为衰亡的象征，通过“月”来反观和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如顾城的《月亮和我》，“我看着月亮/月亮看着我/我向她微笑/她不动声色……/又大又圆/黄眼睛冷冷漠漠/我望着月亮/月亮忘记了我/我向她怒视/她却睡着了……/又细又弯/金睫毛闪闪烁烁”，表达了诗人身处于工业时代时对于自然的思索与揣测。 受到现代社会各种掺杂的意识形态影响，同样的意象的使用，表现出不一样的意境，“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冲垮，构筑起来的是更富有理性色彩的科学大厦，在此基础上的人类情感模式被重构，个体意识、忧患意识、历史意识成为现代汉诗中新的议题，以月亮作为传统的情感寄托的基础上又富有另一层的哲学意味，表现出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状态，更多的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反思。 三、现代天文学与现代汉诗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2019年10月8日公布最终人选，获奖的是三位天文学家，加拿大裔美国科学家James Peebles、瑞士科学家Michel Mayor、瑞士科学家Didier Queloz。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项颁给同一领域的科学家实属罕见，但是这一决定也说明了当前世界对于宇宙奥秘的重视。诺贝尔颁发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James Peebles的理由是其“对于物理宇宙学方面的理论发现”④，而对于瑞士日内瓦大学的Michel Mayor 和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的Didier Queloz则是由于其“发现了围绕其他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这两组的获奖理由，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现代天文学的卓越成就。 James Peebles对宇宙历史进行了突破性研究，从宇宙原始生态的研究到未来宇宙发展的趋势探讨，通过准确的物理计算和模型建构从而获得对宇宙的历史状态变化。James Peebles 的基本理论包含了目前所知宇宙物质与真实宇宙空间的比对，并对宇宙不断膨胀的原因进行了合理解释。这种对于对宇宙空间的历史探求，与在古典诗歌中与“月”代表时间“循环”“运动”等相关。这种运动观在现代汉诗中也有体现，例如王家新的《潮汐》：“月光下，大海涌起爱的潮汐。月亮离地球越近，大海越是激荡不息，那一层又一层的潮汐呵。”建立在基本天文知识上的潮汐运动成为诗人舒咏情致的对象，这种对于自然事物的描述，必须是奠基在现代天文学的不断发展和突破的基础上。也是说，现代天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与宇宙的关系，但是随之而来揭示的自然规律与现实意识则是现代诗歌当中的另一议题。 而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则是从事系外行星领域方面的研究，探索出来关于宇宙新生命的可能。对于宇宙外界空间生命的探索，是基于当前人类生存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危机意识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意识，在当下更是人类共同的呼告。现代诗歌也体现了对于生存问题的思考，例如欧阳江河的《花瓶，月亮》：“我们曾经居住的月亮无一幸存，/我们双手触摸的花瓶全都掉落。/告诉我，还有什么是完好如初的？”通过月亮表现一种告别青春的彻骨的优美和撕裂的痛感。这种痛感其实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现代的主体意识即催生了现代汉诗中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对于生存环境的忧患感，所以现代科学迫切地需要寻求在现实空间中的依靠感，人们不断对于系外行星的发现与突破，这种未雨绸缪的发展，实际上就应征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汉诗中对空间感的思考。 现代天文学与现代汉诗都具有强烈的探索意识，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未知，现代科学借助不断进步的现代技术可以对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进行探索，寻找人类在未来的生活空间。而现代汉诗则对人的领域不断进发，在思维和道德的领域里不断叩问。现代天文学以及现代诗歌与当代的普罗大众都具有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实际上来源于人们的陌生感。之前的人们要做的是孤独地面对一整个未知的宇宙星系，这种陌生感来源于知识的匮乏。同时诗歌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不断边缘化，在各种文体不断兴盛的潮流下，诗歌由大众走向小众，这种陌生感则来源于人群的主动疏离。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陌生感引发了两者无限的探索意识，使得现代天文学与现代汉诗能够在某些地方可以获得共鸣，两者的探索都需要勇气作为支撑，正如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发现了飞马座51b从而获得诺奖，正因为两人打破了传统天文学对于宇宙的固有设计构想，所以才实现了技术上、认知上的巨大突破。而现代汉诗的发展也大胆的与古典诗歌精神重新划分阵营，并在有保留地吸收外国诗歌，使得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诗歌获得了卓越的发展。 所以现代汉诗背景下的天文符号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冲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在现代科学不断拓展人类视野的基础上，现代汉诗也能够挖掘新的素材，并且在现代汉诗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思考与反省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正如卞之琳的《组织的距离》中那样，“想独上高楼读一篇《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纸上”，作者在注释中也表明诗中的内容正是受到了当时天文学的成果的影响。“1934年12月26日，《大公报》国际新闻版伦敦25 日路透电：‘据哈华德观象台纪称，近两日内该星异常光明，估计约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发而致突然灿烂，当远在罗马帝国倾覆之时，直至今日，其光始传至地球云。’这里涉及时空相对的关系。”卞之琳在这首诗说明了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已经有意识地会将现代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自身的诗歌创作之中，在这其中展现了人类的在面对宏观世界时的个体思考，具有一定的哲理韵味。 四、现代汉诗在现代天文学基础上的再创造 天文学作为是一门科学学科，研究天文学中的物象符号在诗歌当中的的应用其实就是研究科学与文学联系。科学的本质来自人对于世界的好奇心，而诗歌本身是也是在想象的基础上完成的，以好奇心与想象力的缠绕，就是科学与文学的共同点。两者在对于客观世界探索的过程中，一个是改造客观世界，一个是升华内心的主观世界，但是两者面对的都是广阔无垠的未知。科学知识的内涵广阔，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不可能完全通晓某一类的科学知识。但是当选择要在科学领域里探索出一条关于文学的曲径时，必定需要一些科学知识。可以是比较初级的常识，但是假如具备了上文所说的科学素养，那么就可以凭借对于基础知识通过后期的积累，再次不断地伴随着诗歌的想象力，启发更多的文学灵感。例如，“西周的铜器铭文上有关于月相的记载，陆思贤等主编的《天文考古通论》认为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以月相变化计日，月出、上弦、满月、下弦、晦分别对应生霸、哉生霸、既生霸、哉死霸和死霸”⑤。周人在对天文意象进行或爱或憎的描述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前提是他们对天文知识有十分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所以才能手到擒来，融合进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天文意象以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光彩。 古代天文学发展状态使得传统诗歌中的以“月”意象为代表的天文意象常常服务于人们的日常作息生活，而缺少了理性因子。而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也并不如古时处于世界前沿。同时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文理分科使得理科类学科与文科类学科似乎难以相融，这样的教育理念直接影响了当今中国社会看待事物的角度。 国外大部分国家的教育体制并未有明显的文理规制，例如美国并没有将具体的某一门学科定义为文类或理类，学生由高中升入公立大学对于学科的要求包含了英语、数学、科学（包括实验课）、艺术、外语等，并且也没有像中国一样特定的高考内容；再如德国对于学科的要求则将宗教与体育课作为学生毕业的必修科目，这与德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视哲学的国家的这一事实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另外俄罗斯在也并没有对于学科进行文理分化，中学生进入大学的学科要求除了母语与数学是必要的，其他文学、物理、生物、历史、社会学等都是自选项目。这样的教育体系有利于使得科学素养可以与人文素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有机的转换，使社会在未来有机会获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张鸿所说的：“例如牛顿对于诗人的意义在于，牛顿宇宙具有无限可能性以及统一于一个超自然力——上帝的双重价值，这种双重性能够同时满足古典派对于完美、安全的需要，以及浪漫派对自由的需要。吉尔伯特对于文学的意义在于，这位英国物理学家对于中心天体的磁力的表达，使他兼具科学家和诗人双重品质，而且他对物体性质的感受超过了职业诗人，所以他比一般诗人更能出色地描写磁性。蒂泽论诗人则像尼科尔森一样，对他们进行巴门尼德派和赫拉克利特派的归类。最后尼科尔森通过分析显微镜的哲学意义从而建立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的存在之链，这与洛夫乔伊的《万物之链》深深契合。”⑥就像是天文学挖掘的是宇宙最深处的秘密，而诗歌则是歌颂人最隐秘的情感。 现代汉诗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天文学，能为传统的思维方式打开一个新的窗口，突破原有的思维天花板。当代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这样的历史契机能够让正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现代汉诗获得更加丰富的素材，科学与文学永远不可分庭抗礼，这是时代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 〔德〕卡西尔：《人伦》，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刘然、柳文文：《从原型理论中国月亮意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7—128页。 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3—5页。 诺贝尔奖委员会：https：//www.nobelprize.org/. 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张鸿：《〈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6—7页。 诗歌作为重要的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在表达人类情感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不同的意象来表达自身对于整个世界的寄托与想法，意，指的是诗人心中的想法、情感、态度和思想。象，指的是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层的现实事物。正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①当诗人见眼前之物，抒发心中所感时，意象便发挥作用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融情于景。意象是意境的基本组成之物，创作主体以其储存于主观中的思想经验为审美对象，观照需借以传达思想经验之媒介，以便二者相融合。所以当诗人在生活中不断找寻新的意象作为情感抒发的对象时，新的艺术境界便也会随之产生。在诗歌使用的所有意象中，天文意象是被使用得十分广泛的意象。而在天文意象中，“月”意象是常常被拿来作为重要的抒情工具的。天文意象首先是作为一种物象符号被人所感知和认识的，其次才作为情感体验的符号融进诗歌语言中。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天文意象的接触所导致的情感变化。在古代中国，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拥有天命，因此观察天象则成为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但受古代落后生产力以及保守观念的影响，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发展一直是举步维艰。在此基础上各种的天文现象没办法用合理的科学知识解释，因此人们就将各种复杂的情感与此相交关联，使月亮为主的天文物象逐渐成为一种情感寄托。中国古典诗歌中虽然对于天文事物未有过多的了解与认识，但是这种懵懂的情感冲动使得月作为主要的天文意象成为起兴之物而感发，把握天文之物，以诗歌为动机，感物其情，源事而发。在如今现代科学发展极盛的时代，关于天文的秘密也不断被解开，以月为代表的天文事物不再带有神秘朦胧之色彩，现代科学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类的图腾崇拜，但是人们对于“月”意象等天文意象的使用并未就此决断，而是从一个角度上可以探讨，在文学和科学都蓬勃发展的状态下，人们对于宇宙的浪漫幻想如何发展并且再创造。一、古典诗歌的“月”意象的使用中国对于天文现象的研究古已有之，但是其观测及研究内容都较为局限，多偏为实用性，且长期以来政治色彩浓厚，导致古典诗歌中对于月意象的使用都偏重于原始的情感冲动，而缺少理性层面的思考与研究。因此这样的天文意象已经脱离了物理意义，而成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古代最早广泛使用“月”意象作为诗格抒情对象的是《诗经》。《诗经》取材广泛，涉及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的生活面貌，展现了婚丧嫁娶、男耕女织、君民关系，还有鸟兽虫鱼等方方面面，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本文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中“月”意象的一个窗口。“月”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常被使用，那么以《诗经》为例，“月”意象主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象征意义：一种是代表“女性”“母性”或者“故土”的空间意义，另外一种则具有“运动”“循环”“变幻”的时间意义。例如把月亮比作他心爱之人，为她对月抒怀的《国风·陈风·月出》，“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如直接把月比作女子之美的《国风·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有以日月往迭思君子从役之久的《国风·邶风·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如象征时间标识的《国风·齐风·鸡鸣》中，“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这是由于早期在农耕社会中，月亮皎洁而又明亮的光辉既有女性阴柔的形象特点，也因为在夜间为农业提供了可供作物生长的露水而具有母亲哺育生命的特征，在古代社会长期以月亮神作为母性的代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关长龙先生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日月神话中，蕴涵了—个由象征原型构建起来的民族精神模式：由月神常兼转化而成的母神嫦娥以及作为生殖神的蟾蜍、兔子，整合了母通过生育而实现的种族不死的永恒精神。这种永恒的精神便是月亮意象的原型。”②并且由于其月亮母系特征的表现以及作为长期天文元素的永恒性，所以在意境表达上又与“故乡”“家园”等联系起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来，在古典诗歌中月亮的传统意象内涵中，“母亲”来源是小农社会传统女性固有的相夫教子的形象，“故乡”等意象，则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的故土情结，而关于“运动”等情感投射则是男耕女织社会形势下依靠自然的心理结果。古典诗歌中讲究追求自然，传统的儒家观念自董仲舒时起便追求天人合一的身心感受，在这种氛围下成长出来的古典诗歌便常常选择自己与自然合一，物与我平等，甚至在某些方面物高于我，以物观物和物我合一的观念使得传统的意象呈现出黏稠的情感状态，古典诗歌对于宇宙这样的未知事物，保持的是一种敬仰信奉，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态度，所以以“月”意象为代表的天文意象，显得更加纯洁伶俐。因此诗经所反映出来的关于“月”意象的使用，都脱离不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而在现代科学支撑下的天文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现代汉诗的“月”意象的使用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二、现代汉诗的“月”意象的使用现代新诗的发展带有强烈的个体意识，那么在诗的眼光中也是从大自然的整体观而转换成从“我”的视角插入，在个体的感官中借助现代科技的眼光来审视现代事物从而进行另一层面的情感抒发。现代汉诗的时代特色浓厚，王光明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种诗歌行动的命名，它意味着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③。这种现代经验必定导致现代汉诗产生出与古典诗歌不同的审美观和情感冲动。在现代汉诗当中，“月”意象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情感意识，例如徐志摩《两个月亮》：“我望见有两个月亮：/一般的样，不同的相。/一个这时正在天上/披敝著雀的衣裳；/她不吝惜她的恩情，/满地全是她的金银。/她不忘故宫的琉璃，/三海间有她的清丽。”通过颂赞月亮的美以及表述月亮对诗歌主述人的真切意义，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将“月”与女性形象相联结的意识。李少君的《远望》，“天空含着一个古老的月亮/我含着一颗怀乡的心/在恍惚之中隐约望见：/山路上，父亲头顶着月亮/在前面走着/我跟在后面，拖着长长的瘦小的影子”，则延续了月亮作为对生命对故乡怀想的象征。同时，“月”意象在现代汉诗中衍生出来更加复杂的情感指向。比如郭建强的《病月亮》：“大峡中战事激烈。/明与暗列阵对垒/但见中国灰尘其实徒做姿态，无意任何变化/……/不变的只是天空那面绿锈斑驳的铜锣，不变的是/疲倦、亏欠、哀伤！我们本该用泪水迎迓鲜血浸润的月亮。”月成为衰亡的象征，通过“月”来反观和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如顾城的《月亮和我》，“我看着月亮/月亮看着我/我向她微笑/她不动声色……/又大又圆/黄眼睛冷冷漠漠/我望着月亮/月亮忘记了我/我向她怒视/她却睡着了……/又细又弯/金睫毛闪闪烁烁”，表达了诗人身处于工业时代时对于自然的思索与揣测。受到现代社会各种掺杂的意识形态影响，同样的意象的使用，表现出不一样的意境，“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冲垮，构筑起来的是更富有理性色彩的科学大厦，在此基础上的人类情感模式被重构，个体意识、忧患意识、历史意识成为现代汉诗中新的议题，以月亮作为传统的情感寄托的基础上又富有另一层的哲学意味，表现出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状态，更多的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反思。三、现代天文学与现代汉诗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2019年10月8日公布最终人选，获奖的是三位天文学家，加拿大裔美国科学家James Peebles、瑞士科学家Michel Mayor、瑞士科学家Didier Queloz。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项颁给同一领域的科学家实属罕见，但是这一决定也说明了当前世界对于宇宙奥秘的重视。诺贝尔颁发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James Peebles的理由是其“对于物理宇宙学方面的理论发现”④，而对于瑞士日内瓦大学的Michel Mayor 和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的Didier Queloz则是由于其“发现了围绕其他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这两组的获奖理由，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现代天文学的卓越成就。James Peebles对宇宙历史进行了突破性研究，从宇宙原始生态的研究到未来宇宙发展的趋势探讨，通过准确的物理计算和模型建构从而获得对宇宙的历史状态变化。James Peebles 的基本理论包含了目前所知宇宙物质与真实宇宙空间的比对，并对宇宙不断膨胀的原因进行了合理解释。这种对于对宇宙空间的历史探求，与在古典诗歌中与“月”代表时间“循环”“运动”等相关。这种运动观在现代汉诗中也有体现，例如王家新的《潮汐》：“月光下，大海涌起爱的潮汐。月亮离地球越近，大海越是激荡不息，那一层又一层的潮汐呵。”建立在基本天文知识上的潮汐运动成为诗人舒咏情致的对象，这种对于自然事物的描述，必须是奠基在现代天文学的不断发展和突破的基础上。也是说，现代天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与宇宙的关系，但是随之而来揭示的自然规律与现实意识则是现代诗歌当中的另一议题。而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则是从事系外行星领域方面的研究，探索出来关于宇宙新生命的可能。对于宇宙外界空间生命的探索，是基于当前人类生存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危机意识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意识，在当下更是人类共同的呼告。现代诗歌也体现了对于生存问题的思考，例如欧阳江河的《花瓶，月亮》：“我们曾经居住的月亮无一幸存，/我们双手触摸的花瓶全都掉落。/告诉我，还有什么是完好如初的？”通过月亮表现一种告别青春的彻骨的优美和撕裂的痛感。这种痛感其实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现代的主体意识即催生了现代汉诗中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对于生存环境的忧患感，所以现代科学迫切地需要寻求在现实空间中的依靠感，人们不断对于系外行星的发现与突破，这种未雨绸缪的发展，实际上就应征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汉诗中对空间感的思考。现代天文学与现代汉诗都具有强烈的探索意识，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未知，现代科学借助不断进步的现代技术可以对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进行探索，寻找人类在未来的生活空间。而现代汉诗则对人的领域不断进发，在思维和道德的领域里不断叩问。现代天文学以及现代诗歌与当代的普罗大众都具有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实际上来源于人们的陌生感。之前的人们要做的是孤独地面对一整个未知的宇宙星系，这种陌生感来源于知识的匮乏。同时诗歌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不断边缘化，在各种文体不断兴盛的潮流下，诗歌由大众走向小众，这种陌生感则来源于人群的主动疏离。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陌生感引发了两者无限的探索意识，使得现代天文学与现代汉诗能够在某些地方可以获得共鸣，两者的探索都需要勇气作为支撑，正如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发现了飞马座51b从而获得诺奖，正因为两人打破了传统天文学对于宇宙的固有设计构想，所以才实现了技术上、认知上的巨大突破。而现代汉诗的发展也大胆的与古典诗歌精神重新划分阵营，并在有保留地吸收外国诗歌，使得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诗歌获得了卓越的发展。所以现代汉诗背景下的天文符号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冲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在现代科学不断拓展人类视野的基础上，现代汉诗也能够挖掘新的素材，并且在现代汉诗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思考与反省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正如卞之琳的《组织的距离》中那样，“想独上高楼读一篇《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纸上”，作者在注释中也表明诗中的内容正是受到了当时天文学的成果的影响。“1934年12月26日，《大公报》国际新闻版伦敦25 日路透电：‘据哈华德观象台纪称，近两日内该星异常光明，估计约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发而致突然灿烂，当远在罗马帝国倾覆之时，直至今日，其光始传至地球云。’这里涉及时空相对的关系。”卞之琳在这首诗说明了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已经有意识地会将现代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自身的诗歌创作之中，在这其中展现了人类的在面对宏观世界时的个体思考，具有一定的哲理韵味。四、现代汉诗在现代天文学基础上的再创造天文学作为是一门科学学科，研究天文学中的物象符号在诗歌当中的的应用其实就是研究科学与文学联系。科学的本质来自人对于世界的好奇心，而诗歌本身是也是在想象的基础上完成的，以好奇心与想象力的缠绕，就是科学与文学的共同点。两者在对于客观世界探索的过程中，一个是改造客观世界，一个是升华内心的主观世界，但是两者面对的都是广阔无垠的未知。科学知识的内涵广阔，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不可能完全通晓某一类的科学知识。但是当选择要在科学领域里探索出一条关于文学的曲径时，必定需要一些科学知识。可以是比较初级的常识，但是假如具备了上文所说的科学素养，那么就可以凭借对于基础知识通过后期的积累，再次不断地伴随着诗歌的想象力，启发更多的文学灵感。例如，“西周的铜器铭文上有关于月相的记载，陆思贤等主编的《天文考古通论》认为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以月相变化计日，月出、上弦、满月、下弦、晦分别对应生霸、哉生霸、既生霸、哉死霸和死霸”⑤。周人在对天文意象进行或爱或憎的描述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前提是他们对天文知识有十分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所以才能手到擒来，融合进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天文意象以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光彩。古代天文学发展状态使得传统诗歌中的以“月”意象为代表的天文意象常常服务于人们的日常作息生活，而缺少了理性因子。而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也并不如古时处于世界前沿。同时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文理分科使得理科类学科与文科类学科似乎难以相融，这样的教育理念直接影响了当今中国社会看待事物的角度。国外大部分国家的教育体制并未有明显的文理规制，例如美国并没有将具体的某一门学科定义为文类或理类，学生由高中升入公立大学对于学科的要求包含了英语、数学、科学（包括实验课）、艺术、外语等，并且也没有像中国一样特定的高考内容；再如德国对于学科的要求则将宗教与体育课作为学生毕业的必修科目，这与德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视哲学的国家的这一事实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另外俄罗斯在也并没有对于学科进行文理分化，中学生进入大学的学科要求除了母语与数学是必要的，其他文学、物理、生物、历史、社会学等都是自选项目。这样的教育体系有利于使得科学素养可以与人文素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有机的转换，使社会在未来有机会获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张鸿所说的：“例如牛顿对于诗人的意义在于，牛顿宇宙具有无限可能性以及统一于一个超自然力——上帝的双重价值，这种双重性能够同时满足古典派对于完美、安全的需要，以及浪漫派对自由的需要。吉尔伯特对于文学的意义在于，这位英国物理学家对于中心天体的磁力的表达，使他兼具科学家和诗人双重品质，而且他对物体性质的感受超过了职业诗人，所以他比一般诗人更能出色地描写磁性。蒂泽论诗人则像尼科尔森一样，对他们进行巴门尼德派和赫拉克利特派的归类。最后尼科尔森通过分析显微镜的哲学意义从而建立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的存在之链，这与洛夫乔伊的《万物之链》深深契合。”⑥就像是天文学挖掘的是宇宙最深处的秘密，而诗歌则是歌颂人最隐秘的情感。现代汉诗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天文学，能为传统的思维方式打开一个新的窗口，突破原有的思维天花板。当代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这样的历史契机能够让正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现代汉诗获得更加丰富的素材，科学与文学永远不可分庭抗礼，这是时代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德〕卡西尔：《人伦》，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刘然、柳文文：《从原型理论中国月亮意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7—128页。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3—5页。诺贝尔奖委员会：https：//www.nobelprize.org/.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张鸿：《〈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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